杨百万：我九三年以前是不看技术分析的，我就靠感觉，政策市，靠政策引导，但随着经济规模扩展，我和他角色在错位，我现在用计算机控制股市，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讲，从技术分析这个角度上来讲，文兴还是我心目当中的老师，我在上海给大家举行了两三场技术分析的报告会，我自己走进去了。我有时候讲人生经常错位，当时我是六六届填了志愿以后就作废了，我第一个填的是铁路司机学校，因为想游山玩水走遍全国，就想我做个司机开到新疆，后来没想到跑国库券跑遍了全国。

　　主持人：您说您当时国库券跑遍全国，路上辛苦吗?

　　杨百万：当然辛苦。

　　主持人：有风险吗当时？

　　杨百万：当时人生的风险不，大政策的风险大。比如我当时拿着几十万走出火车站，要检查。人家看到你包里有几十万块钱眼光都是异样的，有欣赏，有怀疑，你非偷即抢，否则你哪来的几十万。我曾在外地给人家扣留过，我记得当时我带了五二八万去买国库券到洛阳，洛阳那个地方不懂国库券，他们第一个怀疑你带了这么多钱来，是不是盗卖文物的。所以把我传唤到公安局，传唤以后他跟我谈，说比利时的，美国的都在这里栽了，我听不懂。我想我中国的，你跟我谈比利时的，后来才懂了，噢，他以为我导卖文物的。我跟他讲我是来买卖国库券的，他唯一的理由就是你钱太多了，要审查你一下。你说这个辛苦，我曾经七天七夜没睡觉。

　　主持人：为什么呢？

　　杨百万：当时我记得很巧，上海到合肥的火车票八十八次，后来最流行的发发。我当时想火车滚一圈，无形当中我就看到一张十块的，你想滚到合肥回来，六千多次吧，回来八十九次，所以我记住抓住这个机会要发发火车八十八次。我知道这个时间不会延的很长，人家发现了奋涌。后来半年以后大家都知道了，全国都是上海大军出去了，机会就没有了。所以为了敢这个时间，七天七夜没有睡觉，因为上海到合肥的火车十二块钱，晚上开出，天亮到合肥，到了合肥就上证券公司买上国债，然后合肥晚上开上海天亮，上海天亮了以后马上上证券公司抛了，都没来得及买票。我刚才讲第一个晚上就搛了六千块，然后第六跑一次两千块，人处于一种兴奋颠峰状态，睡不着。那个时候我靠什么睡觉，两颗安眠药一吃，因为到证券公司点完了，没有点钞机的，手工点完也就下午了，下午回家还有两小时火车开，还是睡不着。那时最宝贵的就是安眠药，两颗一吞睡上四十五分钟，火车又走了，连着七天七夜。

　　主持人：那么应该说这是你人生当中第一笔比较巨大的财富，第一桶金，当时这第一桶金给你带来的是什么感觉，幸福感吗？

　　杨百万：带来的是成就感、幸福感，那时候的感受是有钱真好。

　　任文兴：实际上应该说我们事后来归纳的话，老杨看到了我们一个大的方向，这本身就是水往低处流。国库券本身利差的话，谁都会把它变成可以数的东西，由于他们这批人前面开拓，那么我们也在想，必竟当时已经有万元户了，有杨百万了，我们一个学子出身的，你怎么办？也在比较，老杨他凭着魄力，也是带有一种钵一，一个政策钵一，看政策会不会开倒车。开倒车的话，杨百万就没有了，幸好改革开放没开倒车。那么作为我们来看的话，我自己想当时通过电脑来的话自己比较愿意学习，对新的事物接受能力特别强，有这样看法的话，一个就是自己编软件，当时行情根本没有这种曲线、图型的，都是一些数字，股票也没有几个。在那时我已经能把走势图绘出来了，分析以后确实发现股票是有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