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讲，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都是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资薪酬制度开始，再逐步扩大到最广大人民群众。但目前的经济增长的好处过多地分配给了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虽然身处较为富裕的江苏农村，但最近一年来，泰州姜堰市的王松林还是深感生活的压力在逐渐增大。32岁的他，拥有高中文凭，在镇上的一家比较大的工厂里从事车床加工，月收入大概在1400元左右。

　　除了王松林在辛勤工作以外，他的妻子也在镇上一家纺织厂工作，月收入能达到800元左右，但工厂开工很不稳定，经常一放假就是两三个月。此外，王松林的父亲，除了种地，还做起了代充煤气的生意，每天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每替人代充一罐煤气，大约能赚到3块钱左右的利润。

　　这是最典型的勤劳而忙碌的普通家庭之一。但最近，王松林感觉自己的生活正在发生一些微秒的变化。“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王松林说，“以前我喝两块钱一瓶的啤酒，但现在我喝一块二一瓶的了，这酒不好喝，有点泛苦。” 物价的变化让王松林一家感到了压力，生活也逐渐变得拮据起来。

　　物价是这个农村小镇所面临的最大冲击之一，虽然猪肉涨价给农民带来了一定的利润，但这里的肉价也已经涨到了每斤12～14元的高位。由于不像城市里面那样有一定的市场管理调控和职能部门的价格协调，农村的商品售价几乎都处于最直接裸露的自由状态。简单地说，只要任何一种商品的进价涨了多少，在农村商店里面的售价必定也会随之上涨多少，都是小本经营，谁也无法抵御成本增长的压力。

　　原来，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平均每个月大约能积攒到800元钱，一年大约能有一万元左右的积蓄。但由于今年以来很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在上涨，除去日常费用和一些必要的支出外，每个月的收入盈余已经似乎不到800元。虽然厂里有传闻说要给员工增加工资，但幅度较小，大概只在100元左右。细细盘算下来，王松林还是对今年能否存到一万元表示担忧。

　　这样一个以缓慢的速度积累财产的家庭，要应对年迈双亲和一个孩子，几乎毫无风险抵抗能力。2006年，王松林年逾六旬的母亲因为脑颅内长了一个良性肿瘤专程赶到北京天坛医院进行治疗，一共花去4万元左右的治疗费用，几乎花光家里的全部积蓄。

　　“我儿子今年6岁了，马上要就读小学，虽然学费只要几百块钱，但别人家的孩子都花钱去读好学校，我家孩子怎么办？”因为汽油涨价，王松林把摩托车停在家里，骑自行车去上班。